专访复旦大学光源与照明工程系陈大华教授.蹭飞

陈大华

1965年2月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随后留校研究所工作,1982―1984公派赴德国基尔(Kiel)大学实验物理研究所学习；1989―1990公派赴美国国家科技和标准研究院(NIST)工作,在复旦大学工作至2009年5月退休。

曾任光源与工程系主任、电光源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长期从事光源和照明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现仍受学校返聘和社会兼职中国照明学会副秘书长，上海照明学会副理事长，以及参加国内外近10家光源和照明学术杂志的编委工作，担任欧洲建筑节能照明委员会和国际照明学会视觉委员会的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电光源的研制和开发、低温等离子体物理及其应用、照明和视觉科学。曾多次获学校和国家的奖励。先后参与编著和译著多本专业科技书籍的出版，如《光源和照明》，《现代光源基础》，《光源电器原理及其应用》，《绿色照明实用技术》和《光源和照明英汉词典》等，也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过多篇科技论文。

探寻发展道路，不能只从脚下向前看，而要回头看看来路到脚下的连线，再延长下去，或许你不仅会领悟到方向，还可以感悟事物的更迭与演进，才能感知未来。刚刚过去的十年是中国照明科技事业快速发展的十年。我们邀请中国老一辈照明科技工作者，请他们回顾过去，沉淀思想，留下足迹，同时也给我们一些预示未来的前景。

在两个多小时里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物理专业，后来是怎样的原因跨入照明领域从事教学研究和科研工作的？

陈大华：1965年初，我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电子物理专业，随后根据组织的安排，被学校指派到蔡祖泉教授的光源研究室报到。当时，我对于光源很陌生，但蔡祖泉教授已经是一位非常有名气的科技人员。在蔡老师的身教言传和谆谆教导下，我对光源的价值和意义逐步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它是我们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与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几乎所有的科技领域都离不开光源。我深深体会到我们值得把自己的青春、知识奉献给这项事业，这样也就更坚定自己踏上了我国光源事业的研究和教育之路的决心，这一投入几十年来从未间断，包括退休后依然闲不下来，每周都还不时地到学校发挥余热。

谈谈您和蔡老师在一起工作的那段难忘经历吧。

陈大华：当时，学校成立了电光源研究室，也就是如今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的前身。研究室条件相当艰苦、设施及其简陋。即便如此，我们在蔡老师的带领下，不分日夜地投入实验，为祖国研制出一个又一个的新光源产品，创造了许多喜人的成果，获得了国家和人民授予我们的信任和荣誉，我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磨练和有所进步和成长。

上世纪六十年代,国际上对各国个人占有光源产品的统计数据显示，每30到40个中国人才能分到一只灯泡，而先进国家的一个外国人却能得到20多个，这一数据极大地震撼和刺痛了我们所有从事光源研制人员的内心。当时甚至于中国人家里的灯泡坏了，还必须拿损坏不能使用的灯泡到商店证实后，才能允许以旧购新，以至于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日光灯，在那个年代成为家庭贫富区别的象征。这还仅仅是生活上的例子，从工业，文化和科研前沿来看，许多工作的进行也都由于光源落后受到严重的制约。如拍摄电影时的一个大功率光源，当时我国运用的光源，其体积远大于篮球且需要四个人才能抬动其灯具，而国外的卤钨灯不但轻便，效果也明显优于国内。外国人吹嘘地称这种新光源为 原子灯 ，意即中国当时的科技能力是根本无法制造出来，这无疑是对我国光源技术匮乏的贬低。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不少进口的先进科学仪器设备都需要配光源，一旦光源损坏需要更换，我国常常为这一咽喉受到国外不合理的制约。例如，一台仪器约10万美金，灯泡约500美金，如果光源损坏自己不能生产，国外就会苛刻提出我们必须重新购买整套新的设备，再能配给备用光源，那么由于光源的缺陷我们将不得不承受极大的损失代价。

为此，蔡祖泉教授带领全所的科技工作者树立了一个目标，必须坚持自主研发，开发成功填补国家空白的新光源，使我国光源技术在国际上享有应有的地位而不被欺负。在蔡教授的领导下大家跟着一起埋头苦干。那段岁月是艰苦而忙碌的，没有寒暑假和休假日，吃睡都以实验室为家，往往是累了就在实验室睡，睡醒了再接着干。当时研究高压汞灯新光源产品时，研发上遇到了一个很大工艺难题，就是石英玻璃与金属真空封接需要非常薄的钼片，但那时候国内根本没有企业能生产出来。蔡老师就将厚厚的钼片高温烧热后，像打铁一样放在铁板上敲击，往往敲了数百张钼片后，才能得到几片能符合要求的钼片，就这样我们突破了金属和石英玻璃的真空密封难关，经过一年多的不懈努力，第一只国产高压汞灯终于研制成功。这一消息当时在国内，尤其在复旦大学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它为我国高强度气体放电光源的诞生和进步奠定了基础，1965年复旦大学召开全校党员大会时，学校把高压汞灯高高挂在全校大礼堂最显眼的位置。

后来，您远赴德国基尔大学学习，谈谈这段求学经历以及感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