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喜忧国的游戏与解构位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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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某天，台湾作家张大春走访一位失散多年的友人，却发现友人的旧居已家徒一壁，破败的墙上仅剩几张即将脱落的旧报纸，在风中瑟瑟打转。报纸上登载的是某年双十节蒋中正发布的“总统文告”，大部分字迹都已漫漶不清，义正词严的内容更是早被世人遗忘，只给人一种寂寥和荒凉之感。旧报纸和“总统文告”的影像在张大春脑海中挥之不去，一番文思泉涌之后奋笔疾书，写成《四喜忧国》——二十世纪华语文学百强排行榜中的第九十部经典小说。进军儿童户外市场

《四喜忧国》的主人公朱四喜，是一个国共内战期间渡海来台的外省人。作为小市民的他几近目不识丁，却对报纸上的“总统文告”毕恭毕敬。对于长期 生活在威权体制之下的朱四喜来说，文告上的每一个字无疑都是天王律令，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文告是导师的话语，是道德的路标，是指引全体民众前进的一盏 明灯，对于芸芸众生来说是时刻不可或缺的。然而，朱四喜的年代，已是蒋中正去世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的威权体制有所松动，自由之风缓慢地吹拂岛 内，社会亦开始出现多元的政治、道德取向。因此，小市民朱四喜忧心如焚，不能容忍没有导师、失去权威的社会，亦不能容忍社会的“道德堕落”，不甚识字的他 遂吃力地搞出一篇模仿总统文告的《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四处发放。此种文本，无疑迅速沦为垃圾和废品，在时代大潮中不可避免地遭到遗弃和淘汰。

张大春通过朱四喜塑造出一个典型的荒唐、滑稽、奴性和不谙世事的小市民形象。此种形象在当时台湾的外省人群当中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他们未必真 正支持政府的“动员戡乱”，亦非清教徒式的道德纯净主义者，反而是唯利是图、粗俗、虚伪、好色的一类人，只是因为愚昧、不谙世事、被灌输太多的意识形态、 习惯于被统治，才会做出诸如撰写并发放“告全国同胞书”这样滑稽可笑的事来。当然，可以看到，这种人似乎也并非完全是浑浑噩噩的小市民，总是想做点什么， 体现自己的价值，可是由于被欺骗和被谎言毒害太深，他们看似积极的努力，到最后总被证明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行动，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柄。

朱四喜的悲剧，从其根本上来讲，是当局的愚民政策造成的。因此张大春本能地选择对政治教科书的说教，白色恐怖所缔造的情冶王国，官方媒体的谎言 进行辛辣的批判和讽刺。不过，张大春也发现，愚民政策之所以畅行无阻，与诸如朱四喜这样市井民众积极或消极的迎合有很大相关。因此他的讽刺是双向的，如经 常把官方的“高高在上”和民间的“不登大雅之堂之物”联系到一起。比如朱四喜推崇的、善于读“总统文告”甚至还会写时论的杨大哥，竟是一个因纵欲过度 而死的荒唐人物；还有王太太，表面上是官方暗中鼓励的基督教信仰的虔诚追随者，实际却是一个骗财、贪利的妇人。在这种最直观的对比之下，一切虚伪之物皆被 张大春暴露于日光之下，各式宏大叙事顷刻之间遭到无情的瓦解和颠覆。

可以说，张大春是台湾解严前后文坛最具透视能力、最能揭穿历史骗局的作家。不过亦可看出，此种颠覆，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后现代主义而非自由主义的 思路。后现代思路有时纯为批判而批判，绝少建设，甚至往往带着一丝虚无和冷酷的色彩。比如张大春描写朱四喜等市井小民，总是一种高姿态的俯视，对他们的愚 昧较少怜悯，似乎也不太寄希望于他们从愚昧中走出，带有极强的后现代怀疑论的情绪。除此之外，张大春还习惯于将注意力集中到小说游戏并购重组活动较为集中特征的那一面，如张大 春对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频繁运用。由此让读者在掩卷之后思维愈加混乱：张大春最想做的，究竟是文学试验、文字游戏还是文以载道式的批判与解构？

《四喜忧国》，张大春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定价：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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