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英过上了留守妇女的别样人生

闫英过上了留守妇女的别样人生，其奋斗史可为一部励志大片。然而，像她这样的大多数之外，还有一些留守妇女身体健康权、婚姻家庭权益正在受到侵害。因为丈夫等家庭主要人员支持的缺席，常常会加重其维权困难。同时，这部分留守妇女还因法制观念不强、法律知识欠缺等问题而备受困扰。

8月26日，山大沟深的阿姑山村变得喧嚣。杨改兰杀死4个孩子的消息不胫而走。

当天晚上20时 0分许，甘肃康乐县公安局景古镇派出所接到报警称，阿姑山村老爷湾社一农户家5人中毒，其中2人已死亡。拨打120急救中心电话后，民警迅速赶赴现场。

但杨改兰的人生已永远定格在28岁，再也没有人知晓她自寻末路的真相。8月29日凌晨0时55分，经兰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救治无效，杨改兰的生命戛然而止。

但小山村的悲伤并未停止。安葬完5个逝去的亲人，9月4日，杨改兰的丈夫李克英的尸体又出现在阿姑山树林里。这一次，杨改兰和丈夫真的再也顾不上 阿奶和阿大 了。

案发后，舆论很快将矛头指向当地扶贫政策落实不力，甘肃康乐县副县长马永忠等6名干部被处分。但少有人注意到杨改兰是一名生活压力大、心理负担重的农村留守妇女。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杨改兰从小生活在阿姑山村，因家境贫寒，没上过一天学，19岁结婚后，丈夫常去外面打工，一年挣六七千元，全家住在52年前建的土坯房里。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吴惠芳研究发现，自20 世纪80年代初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流向城市以来，丈夫在外务工、妻子留守农村现象突出。丈夫外出，导致留守妇女劳动强度加大、精神负担加重、安全感降低，生活压力感、孤单感等不良情绪日益加重。

人身及婚姻家庭权益

易受侵害

留守妇女人身及婚姻家庭权益最容易受到侵害

杨改兰案不是个例。据新华网报道，2012年 月27日，四川大竹县月华镇年仅27岁的母亲唐成芳，把加了白糖的剧毒农药百草枯灌进 个亲生孩子嘴里，随后自己也服下农药。虎毒不食子，唐成芳为何会对孩子狠下毒手？

丈夫李合元猜测，妻子一个人带孩子太累，可能患上了抑郁症。两人结婚9年，一直在福州生活，男的当木匠，女的在出租屋煮饭。2012年春节，唐成芳生孩子回到老家后，夫妻俩只能靠电话联系。唐成芳经常在电话里抱怨，带孩子太累，应付不过来。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叶敬忠认为，这是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安全感降低的重要表现之一。丈夫在家庭中的缺席以及大量汇款流往农村，导致留守妇女在家容易遭遇盗窃、在遇到邻里纠纷时更容易成为被欺负的对象。

吴惠芳在安徽、河南、湖南、江西、四川等地农村实地调查发现，由于农民社交活动范围有限等, 有的留守妇女不但会被异性骚扰, 而且会成为异性侵犯的对象。年仅24岁、已是4个孩子母亲的陕西彬县留守妇女刘某，2016年1月2日，在家服农药自杀。

据死者丈夫的姐姐乔亚平介绍，刘某自杀与其生前遭邻居强奸，警方未出警立案有关。该案经媒体报道后，咸阳市公安局随后回应称，已立案侦查，并有爱心人士发起了爱心基金捐献活动，用于保障刘某四个孩子的抚养和教育。

北京王峻岩律师事务所主任王峻岩对办理的妇女维权案件梳理发现，留守妇女身体健康权、夫妻共同财产分配权、离婚权利最容易受到侵害。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博士胡叶冰调研发现，留守妇女婚姻家庭权益最容易受到侵害。

2015年，胡叶冰在西部某县调研时，一位离异农村妇女告诉她，丈夫外出务工多年，不但有了外遇，还生了孩子。为了子女，该妇女原不打算离婚，但丈夫逼迫要其离婚。胡叶冰称，她调研的该自然村因离婚案多发在周围村庄中颇有名气，且多因丈夫有外遇而离婚。

安徽省高院在阜阳市抽样调查发现，留守妇女离婚率占农村妇女离婚案件数的80%，47％的被调查者认为丈夫有婚外情。吴惠芳研究认为，丈夫表现决定了留守妇女是否对婚姻和家庭关系有稳定的依附感。

但吴惠芳发现，在被调查的留守妇女中，41.9%的留守妇女非常担心或有些担心丈夫出轨，78.4%的留守妇女担心丈夫的安全情况，77.1%的留守妇女担心丈夫的健康状况。

丈夫缺席加重维权之困

丈夫等家庭主要人员支持的缺席常会加重留守妇女的维权困难

叶敬忠研究认为，由于农村没有专设的安全保障工作,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后，家庭中通常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甚至只有妇女和儿童，这导致家庭安全防范力量大大减弱。

吴惠芳抽样调查显示：丈夫外出务工后， 6. %的留守妇女在生活中感到害怕，是非留守妇女的两倍；4.5%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害怕，是非留守妇女的两倍多。

王峻岩发现，丈夫等家庭主要人员支持的缺席常常会加重妇女的维权困难。陕西彬县留守妇女刘某遭遇强奸后，正是在从外地赶回家的丈夫的陪同下前往当地派出所报案的。

警方当天以夫妻二人证据不足为由，未出警和立案。两天后，刘某在家服农药敌敌畏自杀。这和媒体报道的 安徽男子17年强奸百余农村留守妇女 案颇为相似。

2008年7月27日深夜，家住安徽省临泉县白庙镇卞庄行政村的刘守茹家，突然潜入一名男子，抢走她的手机，并准备对她实施 ，她反抗呼救后，男子逃走。

次日，刘守茹报案。一年后，蒙面男子落网，系安徽省临泉县鲖城镇戴庆成。后经调查认定，199 年到2009年，戴庆成强奸妇女116人，其中未遂 8人。

据戴庆成的代理律师回忆，在会见中，戴称他侵犯的目标明确为留守妇女。在作案过程中，通常没有人敢反抗，也没有人会报案，因此他的胆子越来越大。

据《新京报》报道，戴庆成归案后交待的100多起案件，被侵害者大多数选择沉默。民警后来在核查过程中，有些人不愿承认，有些人仅承认家中遭窃，有的还会骂民警。

另据安徽当地媒体报道，有一名留守妇女遭侵犯后在电话里向丈夫哭诉，丈夫连夜回家，打了妻子一顿，然后返回打工地，再也不回家。

对于刘守茹报案所揭开的系列案件，王峻岩认为，这与留守妇女生活环境相对封闭，知识水平较低，对维权的方式方法不了解关系密切，也反映了政府进行必要且实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缺失。

胡叶冰称，留守妇女权益受到侵害又无法获得相应维权时，容易因传统观念及舆论压力产生羞愧、没面子、丢人等情绪，由此导致内心 气 无法释放。

多重压力之下，自杀往往成为释放 气 的一种手段，也成为她们应对外部压力的方式。留守妇女刘某的维权路，原本在丈夫支持下得到了暂时释放，又因维权失败走上极端。

寻求法律保护明显不足

权益遭到侵害时，留守妇女很少通过正规法律途径维权

大部分妇女权益受到侵害后不会选择报案。 关注妇女维权问题多年的江苏镇江市妇联副主席罗娟发现，在遭受权益侵害时，经济欠发达地区妇女通常会向熟悉的人寻求帮助。

王峻岩表示，留守妇女权益遭到侵害时，一般主要选择隐忍或报复等形式维权。

胡叶冰发现，留守妇女权益遭到侵害时，大多会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对策，但很少通过正规法律途径进行维权。遭遇丈夫外遇、家暴时，她们为面子、家庭，选择忍气吞声。

如果求助的话，最先考虑的可能是家人、亲戚等。 胡叶冰在陕西宝鸡市眉县某村庄调研时发现，娘家人是留守妇女在家庭内部权益受到损害时的重要支持力量。

但当这种力量不足以维持平衡时，她们会以报复方式维权。据《成都商报》报道，2016年1月 0日，四川乐山市一名中年妇女得了尿毒症，丈夫不但不关心她，还和其他女人纠缠不清，并经常打骂她。一气之下，她用刀割了丈夫生殖器官，并跳河轻生。

胡叶冰还发现，留守妇女财产安全或人身安全受到侵害时，她们最先寻求帮助的对象是村干部。在陕西某农村调查时，胡叶冰了解到：一名妇女因农地用水问题与村人产生矛盾、发生肢体冲突后，其带着伤躺在村干部家里，要求立即解决问题。

王峻岩认为，这与留守妇女法制观念、法律知识、维权途径等欠缺有关。罗娟表示，经济欠发达地区，外出务工人员多，加之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妇女文化程度相对较低、法制宣传教育不够等，导致妇女观念落后、权益意识淡薄，更无从谈正当维权。

罗娟以她处理的一起留守妇女遭遇家暴案为例称，独立自主能力差、主要收入靠夫家的妇女，权益最容易受到侵害。比如：来自安徽农村的王某，带着女儿跟随出外打工的丈夫租住到镇江市郊。但丈夫、婆婆嫌弃她生的是女孩，常打她和女儿，逼迫其离婚。

据河南嵩县人民法院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000名留守妇女中， 1至45岁占5 .88%，18至 0岁占26.2%，初中以下学历超过一半。其中，71.81%的人遇到困难会求助亲戚朋友，寻求法律保护的不足 0%，遇到家庭暴力选择报警的仅有5.88%。

吴惠芳表示，劳动力流动造成的夫妻分居、家庭生活中丈夫的长期缺席，不仅给留守妇女带来了孤单感，也对婚姻关系的稳定性构成了一定潜在威胁，由此致使她们烦躁、压抑、焦虑等不良情绪明显增加，少数留守妇女甚至出现了极端不良情绪。

胡叶冰认为，与普通妇女相比，留守妇女在村内其他权益受到侵害时，丈夫的缺席带来的困难是，没有主要的家庭成员支持与帮助。因此，留守妇女要勇敢地走出家庭，并提高自身防范风险意识，如果权益受到侵害，要有自主维权益意识。

王峻岩说，留守妇女是社会问题，和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社会转型期等有很大关系，政府应加大投入，促进农村经济转型，加大对农村经济扶持的力度，缩小城乡差距，让男性青壮年也可以在农村有很好的发展，从根本上缓和农村的经济压力。

叶敬忠建议，农村留守妇女成立互助小组，换工做农活，互诉苦恼与心事；自发组织文化或文艺活动，活跃气氛，促进互助合作；健全治安防范体系，有条件的村民小组可组织内部小型治安联防队，农户代表轮流参加，互相帮助、共同受益。

温州牛皮癣医院

静脉炎的治疗

湖南治疗癫痫病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