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音乐传播者

张有待：我是音乐传播者，不是摇滚乐传播者

“音乐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从你拥有的第一张唱片，到让你最难忘的一首歌曲，音符记录下了岁月的痕迹。了解一个人听音乐的历程，就是了解一个人的生命轨迹，甚至于体验一代人的成长经历。那些在你生活当中不同时期出现的音符，就成为了你生命的配乐。”张有待作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DJ”，十年如一日扛着“音乐改变生活”的大旗，以音乐传教士的姿态，在自己的领地里，用极富个性色彩的声音和纷繁多姿的音乐符号将这个世界勾勒得更加丰富。

张有待简历　　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电台、现场双料DJ，致力于摇滚乐、爵士乐、电子乐的传播。职业音乐推广人，是“中国第一个在电台播放摇滚乐的，第一个做爵士乐的，第一个放布鲁斯的，第一个放电子乐的DJ”。从最早的《新音乐杂志》、《午夜蓝调》开始，到《人人可以弹吉他》，以及后来的《ListenFM》和《DanceFM》，再到现在的《我的音乐生活》，被认为是“影响了一代人”的DJ。90年代后多次组织摇滚乐队演出，曾参与美国格莱美颁奖礼、荷兰北海爵士音乐节、苏黎士电子音乐节等现场转播，2003年策划首支世界顶级乐队山羊皮SUEDE在中国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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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22日，张有待在北京大学，与王家卫聊《蓝莓之夜》音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DJ这个工作既是传教士，也是为人作嫁衣。意气风发，早就烙上传播者的标签“介绍摇滚音乐的节目，却不能提‘摇滚’！”　　南都周刊：听说你从大学时期就开始扮演起了“摇滚音乐传播者”的角色？

　　张有待：呵呵。那时候我在宿舍里放摇滚乐，就是崔健的《一无所有》。其他5个人都抗议，他们觉得这是便秘时发出的声音，很难听。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又都问我：“能再播一遍那歌吗？”

　　南都周刊：上世纪90年代初，在还相对比较保守的社会环境下，电台为什么会找到你做这么一档关于摇滚乐的栏目？

　　张有待：当时电台正在改革，从以前那种比较传统的形式，改成了直播、热线这种模式。那时候电台开始慢慢商业化，希望通过听众收听率来吸引广告，也希望吸引一些年轻的听众。所以电台想让音乐的类型更多样化一些。但那时候电台自己本身的资源也是很有限的。北京音乐台成立3周年的时候，台长找到了我，让我来做“摇滚音乐杂志”这档节目。在那之前是没有人做过这种类型的节目的。

　　南都周刊：当时播出后反响如何呢？

　　张有待：轰动。我每天可以收到成筐成筐的来信。你想啊，之前电台里面放的音乐都什么革命歌曲、古典音乐、交响乐，就算后来也只会播些港台的流行音乐……突然有人可以放The Beatles，那是什么概念？严重点说，感觉就像变天了一样！当时资讯不够发达，大众没有什么得到信息的渠道。那个时候是很封闭的，几乎很少有人能听到这样的音乐。所以这样的音乐对他们来说是相当新鲜的。

　　南都周刊：听说这档节目曾经惹过不少麻烦？

　　张有待：嗯。一些比较保守或者年纪大的听众会听不惯，他们就向电台投诉。节目停播几个星期啊，做自我检讨啊，这些处罚都是常事儿。我的节目最开始起的名字叫“摇滚杂志”，播出几个星期之后，被迫改成了“新音乐杂志”。节目里不准出现“摇滚”两个字。介绍摇滚音乐的节目，却不能提“摇滚”！

　　南都周刊：为什么对“摇滚”这两个字这么敏感呢？

　　张有待：没有为什么，就是不允许。记得王勇有一首《安魂曲》，他的音乐是把摇滚乐和民族音乐结合起来，还有一些佛教的元素在里面。我在电台播放以后引起了很大的骚动。领导觉得“安魂”，好像是要给谁招魂似的，不让播。还有1999年因为在节目中播放沙子乐队的《膏药》，而致使这个节目从直播被改为录播。崔健、唐朝和黑豹的音乐被禁播，更是当时不成文的规定。主要是，那会儿一些“反精神污染的思想”还在，人们的思想比较闭塞和保守。

[page_break]能感到共鸣的90年代“崔健那个时候还只能小型演出